【人物】温铁军：踏遍乡村心未老
本文原载《环球人物》杂志2019年3月1日总第392期
记者 郑心仪
2018年11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在重庆为“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展”开幕致辞。
人物简介：1951年生于北京，著名“三农”问题专家。1968年插队，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在多个中央和国家机关从事政策研究，2004年开始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乡村建设中心主任。曾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等。
冷眼热肠，这是余英时评价钱锺书的词。如果把这个词送给温铁军，他多半会收下“冷眼”，还回“热肠”。“作为一名研究者，我必须客观，不能强调感情因素，否则我的研究就不是理论，而是文学。”面对《环球人物》记者，温铁军答得肯定，他用“冷眼”观察中国农村70年发展及其制约因素，用数字、论据来检验理论，把“三农”问题的内在逻辑条分缕析。
有一个细节流传得很广。2003年，在 “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颁奖嘉宾吴敬琏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农民很多，但是真正关注农民的人不是很多，替农民说话的人也不是很多。而温铁军就是农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获奖者温铁军显得有些腼腆：“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研究而已。”
温铁军的这“一点调查”，从上世纪80年代做到了当下，先后调研了40多个国家的乡土社会。他说，“认认真真地用自己的脚走了一趟，用自己的嘴去问了一趟，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一趟”，是自在之人“走向自由王国”而为自觉人的必由之路。
“最野”的两次出游
温铁军左右两个膝盖上都有劳损，走路超过半个小时就走不动了。好在他年轻时“脚比较野”，走过很多人一辈子都走不完的路，如今回首往事，最难忘的还是走得“最野”的两次。
第一次是1985年，温铁军34岁，从青藏高原出发，沿着黄河，由黄土高原下到华北大平原，再到山东入海口，4个月跑了8个省。“当然不是用脚跑，而是骑着摩托车跑。我把能住的地方都住过了，老农家、废窑洞，在空教室里拼桌子就算是好条件。我永远记得那天高云淡，也永远记得那一片蛮荒。”那一趟，温铁军体味了“人被大自然压抑得仿佛只剩下一颗渺小沙粒的感觉”，也让他“对农村的复杂性有所认知”。
第二次是1991年，苏联解体，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的温铁军不相信美国人“Next must be China（下一个是中国）”的论断，自费前去摸索苏东解体的教训。他去了东德、克罗地亚等7个东欧国家，历时40天，花了不到2000美元。“那里中国人很少。我就找了个当地的小咖啡馆，买一杯咖啡，然后转身对盯着我看的人群问：‘谁懂英文，我跟你们聊聊？’肯定就会有人搭话。我与战争难民同居过一室，也穿行过全是沙袋、军人的街道，亲眼看到了激进变革给老百姓带来的影响。这让我知道什么是社会成本、转型代价，那是老百姓的苦难。”回国后，温铁军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记录了他的观察与思考，题目叫《苏东七国私有化经验教训的分析》。
两次经历之间，相隔的不只是6年，还有从实践认知到理论思考的跨越。而跨越的关键点，是温铁军迈进了一道门——从黄河边“野”回来不久，他被分配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室主任就是杜润生。这个后来以“九号院”之名而名垂改革史的部门，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酝酿形成了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建立了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温铁军被安排到了联络室，负责联络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动员他们下乡调研。除此以外，他开始学习农村知识。“我当时其实都不懂，就请理论比较好的人给我列书单，然后没日没夜地看，饿了就上街吃碗面条，晚上就睡在办公室里。还有就是跟老同志出去做调查，听他们讲自己的经历和见解。”
“用脚做学问”的基础就是在这时打下的。“我们买张车票就出发，到了乡里借辆自行车蹬着就上村里了，蹲点的时候一住十几天。我们回来报告时，杜老先问我们入了几个村、住了几个户，达到要求了，再往下听。”
在中央一号文件停发的1987年，温铁军被派往美国学习研究方法，回国之后调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更是将实地观察、试验研究当成了习惯。1988年，他发表了《危机论》《民间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地方政府行为》等接地气的学术文章。
“经过十几年本土试验区的实证和国际比较研究后，我发现书本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改用辛弃疾的一句词来说明：‘近来始觉洋人书，信着更无是处。’”
1998年，温铁军离开了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1999年，他发表了《百年中国一波四折》和《“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尽管他说自己只是个“农村试验员”，但学者温铁军逐渐被大众熟知。
“基层的生活教育让我懂得了农民”
2013年，温铁军出版了著作《八次危机》，一年之内加印了6次。这本书是他的“三十年磨一剑”，他说：“从1979年捧读‘社会主义结构性危机’（手抄本）、1988年发表《危机论》开始，我就是在为这本书做准备。”而源起则是1998年有人请“闲下来”的温铁军牵头做20世纪中国史经济卷的研究与写作。
《八次危机》描述了1949年至2009年中国发生过的8次周期性经济危机。“指出中国经济史上周期性经济危机并不是我的创新，因为马克思早就说过了。我的理论创新是指出，危机能不能‘软着陆’取决于危机的代价能不能从城市产业资本向‘三农’转嫁。成功地把危机代价转嫁到‘三农’的，就是‘软着陆’；不能转嫁，砸在城里的，就叫‘硬着陆’。而‘硬着陆’导致的结果，要么叫调整，要么叫改革。”在这本书中，对应的例子既有上世纪60—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有自1979年开启的大规模经济改革。
有人说他的理论是颠覆性的，但在温铁军心里，书中的每一个字句都植根于他所亲历或见证过的现实。
温铁军是“非典型”的大院子弟。他从小生活的大院，不是军队或者机关大院，而是学校大院——他的父母是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建校时的第一批教授。“我小时候完全不了解社情民情，别说农村了，连北京老百姓怎么过日子都不知道。”等他上了初中，由学校组织去京郊劳动，帮农民拔麦子，才算第一次“脚踏实地”。
他真正深入农村是在“文革”开始后，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5岁的温铁军背着背包去“长征”，先是跑到了河北遵化县大老峪帮农民挑水抗旱，接着被安排去了山西汾阳插队，从此在工农兵的基层岗位上工作了11年，一直到了1978年才以工人身份“对调”回京。次年，他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温铁军，实践了毛泽东说的“滚出了一身泥巴”。他压根儿没用“伤痛”“耽误”这样的词来评价知青岁月，而是感慨“基层的生活教育让我懂得了农民”。
“刚开始进入他们的环境，我没有太明显的感觉，只是疑惑农民怎么一天到晚都骂骂咧咧？后来我跟着大队干部赶着大车往公社送粮，听他们聊，才理解了情绪何在。那时候农民往城里送的都是好粮食，那些瘪的坏的，就自己留着吃。如果遇到年成好，小麦丰收了，农民多分两斤麦子也不行，超收的部分得交给国家。他们付出那么多，得到的却那么少，所以才有怨气。”
很多年后，温铁军在自己的研究中，补上了这段岁月的历史底色：“《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里写道，国家要搞工业化，就得积累资本，这就得让一部分人作出牺牲，中央反复讨论，只好让农民作贡献。至于集体化向国家工业化贡献了多少，一直以来都有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的闫瑞珍教授研究认为，城市产业通过剪刀差提取的‘三农’剩余大约是8000亿元人民币。那时全部工业固定资产还不足1万亿元。”
温铁军的视野还看向了国外。他跑了40多个国家，到处去做农村地区的调查研究，看过印度的游击区、巴西的贫民窟，深入过墨西哥的“蒙面军”，发现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三农”问题，而“中国村社制度下农民承受劳动力转移风险的能力大大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才是中国高增长真正的比较优势”。
2004年1月，温轶军在印度农村调研。他至今调研了40多个国家的乡土社会。
“从1999年中国主要决策者提出以人为本，到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再到今天强调乡村振兴，都是中华民族与时俱进传承复兴的整体努力，《八次危机》是我们团队顺应这个变化过程所形成的研究与思考。”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是温铁军在书中给出的中国免于周期性危机的求解方式。学术化的表述让答案显得冷硬而晦涩，但折射到行动上，却有温度得多，也早得多。
翟城村的“诺亚方舟”
有3年10个月的时间，温铁军几乎活在媒体的聚光灯下。那是从2003年开始的，他的团队有几个年轻人跑到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办了新世纪第一所免费培训农民的学校，名字叫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1926年，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就是在这里推广平民教育运动的。
2005年，温轶军（中）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与农民学员一起劳动。
无论是“劳动者免费就学”的口号，还是温铁军的名人效应，都让学院备受媒体关注。温铁军几乎在田间地头的每个角落都接受过采访。他的名字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绑定起来，有媒体称：“晏阳初归来！”但最开始，温铁军并没有这么情愿：“我其实是被年轻人拖下水的。”学院工作人员潘家恩闻言大笑：“确实如此。”
2003年春节，温铁军任社长的《中国改革》杂志的编辑邱建生带着一群下乡支农调研的大学生来到翟城村过年。时任翟城村党支部书记米金水，一直希望能利用晏阳初这一历史渊源，重振村庄声名。米金水去见了邱建生。不到半年，学院成立，温铁军被大家推举为学院的第一任理事长和院长。邱建生跑去找了温铁军3次，温铁军才有条件地同意了。
“我是觉得年轻人浮躁，以为想干事就一定能成。就算是当年的阳初先生，在这里干成事了吗？所以得给他们泼泼冷水。如果真干了，我可以挂个名尽量争取到公共资源，但事情得由他们自己来做。他们该怎么受挫折就怎么受挫折，该怎么难过就怎么难过，我不管。”温铁军说得不留情面，最后还是忍不住补充道，“不过关键时刻的临门一脚，我是得踢的。”
2004年4月，在翟城村驻村的邱建生、袁小仙、潘家恩收到了一封题为“ORDER（命令）”的邮件，要求他们立即开课。邮件来自温铁军，他来踢这临门一脚了。
“我们的院址是村子里一座废弃的学校，由村委会花39万元买下的。温老师自掏腰包捐了6万元，还到美国演讲筹了5000美元。但办学条件还是艰苦，没有暖气，窗户连玻璃都没有。整个学校的常住人员就我们几个，也一直没开课。温老师让我们开课，我们就说没有教材、没有讲师，总之是条件不成熟。结果他发来邮件，意思是一定要办。我们当时都不理解，后来才知道，因为时隔18年，中央又发布了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在紧扣中央政策。温老师的政策敏锐性非常强。”潘家恩告诉记者，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第一课，就是温铁军向农民解读中央一号文件。
此后3年，温铁军频繁前往学院，实验循环经济和生态建筑，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但媒体的高关注度也让学院的每一步都引来议论：带农民做早操、学唱歌、玩游戏，教学方式匪夷所思；用辣椒大蒜浸汁等“土办法”杀虫、建造“地球一号”生态建筑、请台湾建筑师教农民使用粪尿分离的生态厕所，教学内容备受争议。
2007年初，温铁军接受央视《面对面》节目的采访，主持人的问话非常直接：
“我看到你们课程的安排，绝大部分跟生产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那这个学校的未来你乐观吗？”
“但是按照这个现实来说，即便你这个试验成功了，不还是空中楼阁吗？”
……
温铁军并不生气。“我没乐观过。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困难重重，到现在为止它的情况也不算好。尽管已经培训了很多批农民了，各地农民也确实接受了一些东西，开始有了一些小小的改变，但我想改良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他面对主持人微笑，有一种清醒的镇定。
《面对面》采访结束后的那年4月，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停办。学院工作团队选择了离开。“我们是2007年5月15日到的北京，温老师的生日刚好是5月16日，于是就去给他过生日。我们或多或少有些茫然和沮丧，温老师却笑眯眯地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人，只要你们在，哪里都可以做乡村建设。这次挫折也是对我们的考验。任何事业都会有波折，无数次终止，无数次重启，遇到困难反而可以考验我们能不能继续坚持。’”潘家恩回忆道。
“种子撒下去了”
“游方僧”是温铁军的微信名，意思是“云游四方的僧人”。其实按照他原来的想法，60不做、70不述、80不说——“60岁体力差了，事情交给年轻人做；70岁调查研究能力差了，就不写东西了；80岁思想更新能力不行了，就不要瞎说些老话干扰别人了”。但如今68岁了，他仍在路上。
有时是去福建。温铁军2013年在福建农林大学创办了“海峡乡村建设学院”；2017年兼任了“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执行院长。去年北京大学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温铁军又被聘为乡村振兴中心主任。
邱建生也在福建，这里是他的老家。他先是在福建福前镇办起了农村文化中心，不久又在培田村创办了福建省第一家“社区大学”，近年来还创办了“永春县生态文明研究院”“永泰县乡村振兴研究院”。他在网上以“乡村之光”为名，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发现乡村，保护乡土文明。
有时是去重庆。2012年，温铁军以执行院长的身份在西南大学恢复了晏阳初1940年成立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他还把西南大学发的全部工资捐给了学院。
从翟城村回北京后不久，潘家恩去了香港读博士，开始研究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历史。2011年底，他带着在乡建中相恋的妻子杜洁来到了重庆北碚。他们被当地厚重的乡建历史所震撼，于是潘家恩留在了重庆大学做老师，杜洁放弃了香港的在读博士成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第一名员工。这些年，潘家恩以高校为新的乡建空间，和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同仁们一道，让“乡建学术化、学术乡建化”，把乡村建设变成可以让更多人讨论和思考的经验。2018年11月，温铁军受邀出席了潘家恩在重庆组织的“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展”。
2018年11月，温铁军教授（左）在“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展”开幕式上，向西南大学张卫国校长赠送《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
有时是回北京。温铁军在这里指导研究生，推进多个与乡村建设相关的单位，同时还兼任着几个大型涉农企业的独董。
这里有他的博士生石嫣、程存旺。2008年， “进城”后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工作团队，和他们一起，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社区支持农业（CSA）农场“小毛驴市民农园”。从那时起，石嫣已经当了近10年的农民。2011年，她与程存旺在农场举行了婚礼。如今，全国CSA农场超过了500家，石嫣又开始了最新的项目“屋顶菜园”。2016年，石嫣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选为“世界青年领袖”，2018年又当选了世界CSA联盟主席。
“我们常说，对温老师要‘保护性开发、学习性继承’。因为现在乡建的摊子铺得太大了，每个地方都需要他。很多时候我们于心不忍，他都是快70岁的人了。所以大家就约定，以后除非是非他不可的情况，尽量不要打扰他，以便他能有更多时间写他一直想写的书。但事实上做不到，他依旧是我们的思想发动机。”潘家恩感慨道，曾经以为是天女散花，其实已遍地结果。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杜润生曾对温铁军说：你们这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要是能够动员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志愿者下乡，我们的事业就成了。在采访的最后，温铁军想了想说：“早几年种子撒下去了，或许还会有些放不下，现在投身乡建事业者何止成千上万，我可以死而无憾了。”